《故乡》心灵的诗_关于故乡的诗

《故乡》心灵的诗

《故乡》里分明有两个故事：他人的故事──闰土的故事与我自己的故事，两者互相渗透，影响，构成了一个复调。以往的阅读偏于注重闰土的命运及其意义；其实，作者的着力点反倒是在对我的精神历程的审视，对闰土的观照是包孕其内的！《故乡》更是一首心灵的诗。

今天的研究者往往把鲁迅的《故乡》与他的另几篇小说，例如《祝福》、《在酒楼上》、《孤独者》，都归为一类，因为它们共有一个离去──归来──离去的叙事模式，即所谓归乡模式。

但《故乡》里自己的故事又确实是从我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说起的，作者显然采用了横截面的写法，将完整的人生（心灵）历程的第一旅程──离去推到了后景，成为仍然影响、制约着正在进行的人生（心灵）历程的不可忽视的心理背景。这样，我自己的故事就包含着我过去的故事与我现在的故事这两个部分；前者是作者正面描写的，后者则是通过某些提示虚写的，需要读者在接受（阅读）时通过自己的体验理解与想象，将作者的零星提示加以扩充与完整。

例如，在小说开头即提到故乡聚族而居的老屋，以及自己在谋食的异地，小说结尾处，又谈到四面有看不见的高墙，将我隔成孤身，使我非常气闷，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读者可以据此而想象，我（以及与之有着很大重合的作者）正是这样一代知识分子：他们或因被聚族而居的封建宗法制度的农村社会所挤压、抛弃，走投无路，或为欧风美雨所带来的西方现代文明所吸引，或为人生来俱有的对于未知世界的神往，飞向远方的梦（欲念）所驱使，纷纷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呐喊·自序》）；因此，当我这一代知识分子离乡而去，奔向现代化都市时，他们实际上是实现了某种精神上的蜕变，即在价值上告别了故乡以及与之相联的.一整套童年生活经验，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知识分子。

但是，现代都市（特别是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现代都市）却没有提供他们理想（梦幻）中的精神乐园，如作品所提示，我依然为生活辛苦展转，并无以摆脱孤独、寂寞等精神痛苦；于是，又为作为人的本性的归根、恋土情绪所蛊惑，开始做起怀乡梦来──这就是小说开头所说二十年来时时记得故乡的意思。因此，我此番归来，固然是专为了别他而来，但确又有寻梦的意义。既是寻梦，我所记得的故乡，那幅神异的图画里的深蓝的天空，金黄的圆月，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以及其间那勇敢、机灵、健康、活泼、心里有无穷无尽的希奇的事的小英雄，甚至我与闰土间毫无隔阂的关系，都是心象世界中的幻景，而非此岸的现实：当然不是现在的现实，而且也不是（不全是）过去的现实（至少是被纯化、理想化了的）。但是，当我还沉浸于怀乡梦时，是不可能将幻景与现实区分开的──小说开头忽而惊呼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忽而又承认要我记起他的美丽，说出他的佳处来，却又没有影象，没有言辞了，仿佛也就如此，固然反映了处于幻景与现实之间的恍惚；但我最终还是肯定了那幅神奇的图画，表示似乎看到了我的美丽的故乡。而且，由于前述从离乡到作怀乡梦这一段精神历程，在小说里仅仅作为背景虚悬于回乡的实写背后，因此，在读者的心目中，幻景与现实也是混沌一片的。因此，我现在的故事即回乡的故事不仅自始至终在心里的回乡与现实的回乡所构成的张力中展开，而且必然是一个幻景与现实互相剥离的过程。是一个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的现实图画逐渐代替了那想象中理想的神奇的图画的过程，是西瓜地上的银项圈的小英雄的影像由十分清楚到最后模糊的过程。在这里，现实闰土的故事（以及现实杨二嫂的故事）无疑起了惊醒的作用，帮助我完成了幻景与现实的剥离，闰土一声老爷，使我似乎打了一个寒噤，终于从幻觉的世界回到了现实，并进而感到了被隔成孤身的非常气闷与非常的悲哀，这是一种因希望的破灭而格外加重的深刻的精神的痛苦，当我宣布所谓希望不过是自己手制的偶像，比之闰土们的菩萨崇拜更为茫远时，就达到了绝望的极致。我终于重新肯定对故乡的价值否定，再度离去，从而完成了离去──归来──再离去的人生循环（在小说的外在形式上则表现为始于篷船，终于篷船的一个圆圈）；与此相应的，是一个从希望（第一次离去时）到绝望（第一次离去后），再从希望（小说开归来时）到绝望（再一次离开时）的心理过程。

但绝望却并非我的心灵历程的结束：鲁迅在发现希望为虚妄以后，又发现了绝望的虚妄，正是所谓于无所希望中得救。因此，在《故乡》里，幻景与现实（过去的事实）的分离，并不意味着理想本身的失落。在写作《故乡》的五四时期，鲁迅强调，真正的革新的破坏者内心有理想的光（《再论雷峰塔的倒掉》）。这样，在小说的结尾，我的眼前再一次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这幅神异的图画在模糊以后再度清晰呈现，自有着别一种意义：它已不再和此岸的过去的事实相纠结，不具有变成现实的任何可能性，因而不再成为人们的精神避风港，它仅仅高悬于彼岸世界，作为理想（希望）的象征照亮了此岸世界，使人们对现实产生不满，进而激发出变革现实的热情与努力──这就是小说结尾所说的走路：这是在一个日益接近，而又永远达不到的理想目标激励下的不断的前进运动，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就实现在这走（不断的运动）过程中，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在有了这样的认识（与发现）以后，我（回乡的知识者）的最后离去，就不是一种单纯的绝望，而且包含着绝望后（或者说是为绝望所逼出的）新的奋取，新的探索行动（走），或者说是对于世界与自我双重绝望的抗战，重新响彻起绝望中的希望的旋律，从而完成了希望──绝望──希望的心理循环（圆圈）。我们由此而发现了鲁迅《故乡》（以及其它类似小说）在小说结构上的一种苦心设置与追求：不论情节发展，还是情感、心理上的推演，都有一个顶点：在《故乡》里就是少年闰土小英雄形象的模胡（消亡）与我在情感、心理上的绝望；在推至消亡与绝望的顶点之后，又反激出一种死消亡后之生，绝望后的反抗（挑战），然后戛然而止──这当然不是纯粹的结构技巧，它内蕴着鲁迅反抗绝望的人生哲学和生命体验，自是十分明显的。